牺牲休闲的人们

虽然鲁迅说文学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并且劝青年人劳逸适度，自己也要歇歇玩玩，要更加讲趣味寻休闲；然而纵观他五十五岁的一生所留下的实绩，人们会发现，鲁迅是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行动，实践了他“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的。他出版了17本杂文集，3本小说集，散文诗和回忆散文各一本，还有书信一千四百多封，加上日记、学术著作两部，共计四百万字；翻译二百五十万字；辑录校勘古籍一百多万字；总共七百多万字。姑且不讲其思想、艺术、史学和认识价值，仅就数量看，鲁迅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多产作家。正如许广平在《献词》中说的：你曾对我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从劳作节奏看，鲁迅留下的丰富的精神遗产，可以说是他紧张战斗的产物，他为了给读者休闲，自己却放弃了休闲。

马克思是历史上思想家中最早注视闲暇时间对人类发展的伟大意义的思想家，在他六十五岁的一生中，与恩格斯一起，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作出了两个伟大的发现，为我们留下了几十卷《马恩全集》。他的学术志趣，同他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是完全一致的。然而马克思也不得不为生活而放弃闲暇，丢下自己正在从事的充满志趣的学术研究工作而写一些挣稿费的文章。比如在《全集》13卷第10页中，有这样的马克思的自白：“使我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这里指的是他不得不放弃或暂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写作，而为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从三十三岁到四十四岁，马克思为该报撰写关于印度、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关于西班牙革命和英、德、法、意等国时事变迁的大量评论文章。毫无疑问，这些文章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具有革命意义和学术价值；但也应该承认写这些文章，加重了马克思的劳动强度，延缓了《资本论》的问世进程。发现闲暇对人类发展的科学价值的思想家，为了被压迫人民的休闲，牺牲了自己的休闲。

思想家的精神活动，很难将劳动与闲暇截然分开：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他们的劳动经常是向休闲中延伸，而在这种延伸中，他们又享受到了一般人在休闲中难以领会的乐趣。作家、音乐家、发明家往往在玩耍戏嬉时，突然像着了魔一般，甩开众人跑到一边去记下灵感，这样的故事，不乏其人，可见时间分为劳动与休闲两大块，只是就一般而言。爱因斯坦即令是在度假，也不会停止他的思维活动。时间对不同教养、素质的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步法和节奏。不同教养、素质又不能不听命于个人的世界观和使命感的驱使。人们对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的由衷崇敬，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时间密度与效能，对于为增进人类利益的人来说，是与他的使命感成正比的。否则，我们便很难解释只活了六十五岁的马克思，只活了五十五岁的鲁迅。为何能达到那样伟大的成就。爱因斯坦曾经将一味追求享乐的生活目标称之为“猪圈的理想”，他认为人生是一种冒险，单凭责任感还不够，必须要有对人和从事的事业的热爱和专心致志。我读《爱因斯坦文集》及其通信选，感受良多。比如《给莱奥·贝克的献词》，他说：“企图兼有智慧和权力，极少能获得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文集》第3卷314页）。本来是一个聪明正派的人，由于权迷心窍，反而成为一个昏庸愚昧的家长式人物，我们见得还少吗？他工作时不会工作——琢磨整人；休闲时不得休闲——苦思弄权。这有一个问题：脑力工作者的孤独感怎么看？爱因斯坦说：“要记住，那些优秀和高尚的人总是孤独的——也必须这样——而也就是因为这样，他们能够孤芳自得。”（《通信集》第88页）。

每当鲁迅受到同一营垒中的从背后发来的暗箭袭击时，鲁迅便会陷入十分痛苦的情绪之中，他会在休息时喝很多酒，像一只受伤的野兽跑到草地上去暗暗舔干自己的伤口那样躺到凉台上，孤独地咀嚼这人生的苦汁（见许广平《欣慰的纪念》108页）。这种状况，既是一种独立思考，又是一种别致的休息。暴风雨来临之前，总会有一阵阴云密布的沉默的。鲁迅晚年对极左、教条和宗派主义，憎恶到不共戴天的程度。他对极左人物奴隶总管的架子和被吓成的战线的轻蔑之情，不正是长期的识别而产生的强烈的愤怒迸发郁积而成的吗？